播音｜财新 杨律 文稿｜杨律 陈正雅
音频剪辑｜仝瀚元
商务 宣发｜孙坤
回看1994年的那次重要财税体制改革，可谓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军，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着手，将财政包干转为分税，逐步建立起以增值税等税种为主的现代税制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明显提高，由此增强了财政汲取能力和中央宏观调控能力，并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。
30年后，这一体制积累的问题开始凸显，最显著的是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滞后，地方承担的比例过多，自主财力不足，即便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断扩量，到2023年转移支付的规模已超过中央本级财政收入，但因为相当大部分的转移支付资金受到用途的严格限制，地方可自由支配的财力仍然不够。尤其是2021年下半年后房地产下行，地方政府过去20年来依赖的土地出让金大幅缩水后，地方总体财力日趋吃紧，部分地区公务员欠薪的“三保”（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）难题不绝于耳。
在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蓝图已经被勾勒出来之时，下一步将如何迈出？
财税学界认为，新一轮财税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央地财政关系，关键是解决地方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，改革支出端，调整央地事权划分。
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2024年9月底在财新举办的“2024亚洲愿景论坛”上表示，从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看，“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”的任务尚未完成。他强调，事权应当包括管理权，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委托事权。哪级政府的事权，就由哪级政府管理，也包括各级政府的支持机构。“要做到这一步，存在大量的认识问题。现在是上级政府下发文件、下达指标给下面，通过各种类型的巡视、督查、检查和考核措施，越是基层政府，责任越大、财力越紧张。”
事权改革不单是政府间财政事权调整，更关系整个行政体制的改革，这也使得推进深化改革尤为迫切。正如楼继伟所言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多年来是理顺政府间关系的焦点和难点，之所以难，是因为关系到国家治理模式和高阶法律。
从整体设计上，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吕冰洋提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“寓分权于集权”的方案，因为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，一方面，各项事业发展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推动；另一方面，绝大多数经济和社会活动在县域层面展开，要激发县级基层社会的活力，必须在县级实行广泛的分权。因此，建议对外部性小、地方具有信息优势的义务教育、卫生、市场管理等公共事务，可大量下放到县里，县域获得更大范围自主权，充分发挥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查和监督功能；同时强中央，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多的事权，中央财政承担更多的财政事权，通过集中财力和大规模转移支付来协调地方发展。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认为，从实践效果来看，大量财政资金交由地方政府支配并未取得预期的规模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反而普遍出现资金闲置、挪用以及项目重复建设、低效建设等问题。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“地方不努力”，而是由于每一级政府的能力是有限度的。越到基层，政府能力往往越弱，财政管理能力同样如此。当不断下移的事权超出地方政府的能力上限后，给再多的转移支付也难以确保地方政府能承担起相应的事权，很可能出现“小马拉大车”的现象。
他建议，应遵循“事权和能力相匹配”原则，将不超出地方能力“天花板”、适宜基层政府的事权应放尽放，将超出地方能力范围的事权上移至中央和省级政府。具体来说，凡涉及跨区域整体安全和人口流动的事权划归中央，可探索将中央本级支出占比（一般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整合计算）从目前的10%提高到40%；把投资、建设和发展的“空间单元”上移到城市，把县纳入中心城市、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体系当中。
本期封面文章，作者程思炜，文章除了详细梳理央地财政关系中的难点之外，还分析了关于改革中改进激励约束机制和确定法治边界的难点。
《特别报道:中企大“出海”》
近年来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建设加速，逐渐显示出全球布局的能力。2024年，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.5亿美元、同比增长10.5%；派出各类劳务人员数量也大幅增长17.9%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全球供应链正在向“去中心化”模式加速演变，中国出口贸易出现了从产品出口到产能出口的结构性转向。虽然中国作为全球产成品中心的地位在下降，但用于生产制造过程的中间品的出口份额在增长。中间品贸易，就是把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半成品等出口到他国，在当地进行加工、组装或合成之后，再出口至第三国或地区。
瑞银研报称，当前已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，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逐，上下游“集体性”出海，融入再全球化过程。有业内人士观察到，不仅下游组装企业，中游和上游企业也在逐步向东南亚转移，特别是中小零部件企业‘出海’意愿越来越明显。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产品出口更多从“贴标”转为当地开厂。
近年来，经济全球化备受冲击。在制造业领域，本地化与安全成为各国更大的考量，逐渐形成了“中国+1”（China+1）的分散化趋势。业内人士称，“中国+1”最初是疫情的时候，海外公司担心过于依赖中国供应链而提出的备份策略；但时至今日，“+1”则更多指的是中国企业“两条腿走路”中的“第二条腿”——在海外投建产能，并且以具有竞争力的国内基地辐射海外市场。
然而，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上台后，频频挥舞“关税大棒”，中美贸易关系更加紧张，中国企业“出海”还面临很多挑战，未来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怎样顺时应势？更多内容请看《特别报道:中企大“出海”》。
《港股迎“雪王”》
2025年3月3日，全球4.5万家蜜雪冰城加盟店，将新茶饮顶流IP“雪王”送上了香港交易所的上市敲钟仪式。当天，公司市值突破千亿港元。上市首日股价升幅43%，打破了新茶饮公司港股“挂牌即破发”的魔咒。
参与蜜雪上市的中资投行人士对财新表示，在竞争极为激烈的新茶饮行业，为了争取在资本市场上“人有我有”，再加上境外上市平台还能有效加持“出海”布局，新茶饮公司赴中国香港或者美国上市的进程未来可能提速。
投资者看好“雪王”，主要原因是在现制饮品行业“平价下沉”和“出海”两个维度上，它都是首屈一指的行业龙头。蜜雪的营收结构揭示了它独特的商业模式：蜜雪大约98%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商提供门店物料以及相关设备，而加盟费和相关服务费收入只占约2%，这种模式得益于它极致高效的供应链运营，这也让蜜雪能够在必要时向加盟商让渡一些利润，从而更迅捷拓店，提升营收及盈利。
在过去几年，国内餐饮市场竞争白热化，各大品牌纷纷抢滩海外市场，但产品的海外供应问题是块更加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，即便是较早出海的蜜雪冰城在海外的供应也并不稳定。雪王”的IPO成绩是爆火还是虚火？当前，茶饮行业集中度已经较高，未来市场竞争的核心在于什么？更多内容请看《港股迎“雪王”》。
《疏通商业健康险堵点》
中国从2018年起开始推行DRG（疾病诊断相关分组）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核心思路是控制医保基金支出、防止过度医疗，倒逼医院重新回归医保目录内的药品，增加医保“以量换价”的谈判筹码。但医疗质量也引发了社会的担忧，医保要控费、企业要利润、患者要服务，似乎构成了医疗行业的“不可能三角”。
于是，商业健康险被寄予厚望。
一个明显的信号是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2025年2月19日组织部分保险公司召开座谈会，商讨商业健康保险药品目录体系建设，上半年就可能出有目录雏形。财新了解到，商保目录的规划是要突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限制，逐步把境内外所有经过药监部门审批上市的药品都纳入进来。
跟基本医保“以量换价”的思路不一样，商保目录是尽可能广泛地覆盖各种药品，给患者更多的选择。商保目录的制定，是根据药品的临床价值、适用人群等因素，来确定每种药品的保险费用和保障水平，这能让医药产业和保险行业紧密合作，共同承担风险，提高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为新上市的创新药和医疗器械腾出保险保障的空间。
不过，商业健康险的全面铺开不仅需要保险行业的努力，需要医保、药监等多部门合力推动。一个主要的难题是药品可及性，在集采、DRG改革背景下，一些创新药械面临着进院难的问题。更多内容请看《疏通商业健康险堵点》。
《从小选拔“数学家”》
如何才能在中国培养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？这是被誉为“数学界的诺贝尔奖”的菲尔兹奖获得者、数学家丘成桐一直在尝试破解的难题。
丘成桐的教育理念是要“从娃娃抓起”。2021年以来，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逐渐搭建成形。该计划强调将打造“不设任何框框的拔尖人才培养特区”。为了避免反复的刷题磨灭学生的兴趣、浪费时间，丘班实行初高中一贯制培养。因此，入选丘班的关键节点在小升初阶段。
清华大学2021年起实施“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，如果学生初三能入选，就能免去中考、高考、考研、考博，经考核进入清华本硕博连读培养。
近年来，中学掐尖行为被教育部门重点整治。不少不正规的学科竞赛被勒令停办，而家长的升学焦虑并未消失。因此，在“鸡娃圈”，“丘成桐少年班”是直通重点初高中、甚至清华大学的存在。获得丘班授牌的中学通常在重点中学，入读丘班还通常不限学区，学生能够跨区甚至跨市就读。在许多家长心目中，这成为了学科竞赛、部分重点中学超常儿童“早培”项目之外的新一大升学通道。
为了进入丘班等拔尖人才早期培养项目，一些孩子从小学三、四年级开始学习小学奥数。备受瞩目的丘班，未能免俗以奥数竞赛模式选拔学生，这也折射出依托于各地重点中学的拔尖人才选拔困境。
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到，要加强拔尖创新人才、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。当下，拔尖人才教育如何才能突破传统路径，实现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？更多内容请看《从小选拔“数学家”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