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“无用”问题的人生价值


1.有用与无用的界限

“有用”概念基于人的生物性生存,即基本生存需求。

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,大多数时候,只关注那些与基本生存有关系的事物,因为那些是最直接的、明显的和有用的。

很早就有哲学家指出——人与动物既有相同之处,又有区别之地。

普通人不会在乎这些区别,而君子则会强调,并保持这些区别——人不仅要生存,还要思考自己的生存,这是人与生俱来反思的意识和能力。


通俗地讲,我们不仅要做事,还要思考“应该如何做事”,这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结构。

但是,这样的精神结构并不是自觉的,也不是能够充分发展的。

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,我们不会特别明确反思自己的生活。

在生活中确实遇到问题了,通常我们也只是就事论事地把问题解决。

而当现存的求解方式不足以回答我们的困惑、焦虑、不满时,我们就进入到哲学思考的阶段。

“无用”的问题,这时却变成重要的了。因为人的生活需要这样的意义感。


2.理性社会带来的局限

现代社会由理性“塑造”,而理性是生而有之的。

但是,理性化的现象,在历史上造成了两个重要变化:

其一,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、超越于经验的存在(在古代社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,诸如天道、传统、上帝等),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。

有学者说,在古代,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。但在世俗的时代,宗教虽然仍被许多人信奉,但它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约翰·列侬(John Lennon)认为精神安慰的来源于性、电视。他不相信宗教或者神圣的存在,因为它们不具有真实性,不能超越人类的力量。

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换——我们生活的意义感,曾经依靠自然、天道等客观标准,但它们在今天不再是一个普遍可行的选项。

其二,理性化的趋势,使得追求效率、分工成为必然。每个人只是产品生产的某一部分,并且日复一日地熟悉这一部分。

每个人越来越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——越熟悉越有效益。

以前,木匠可以独立做整张桌子:从设计到材料加工、造型、上漆、成品。

但现在,桌子绝不是一个人能造出来的,它需要机器、设计师等的参与。似乎没有人可以单独完成整个作品。


我们生活在一个局部当中。也是因为如此,理性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理性,它仅仅是工具理性。

3.工具理性

针对确定的目标,计算成本和收益,找到最优化的手段——这是我们所说的工具理性。

目标本身也需要理性来思考和论证,价值判断要有标准,要有参照,而参照是由传统的、高于我们的神圣存在提供的。


当传统不再理所当然时,我们不仅要做价值判断,还要确立一个价值参照、价值标准,这是极大的困难。

在古代,生活的方向是给定的,路非常少,但方向很明确。现在,路特别多,方向却不明了。

于是,现代人陷入一种矛盾的困境:一方面,选项很多,自由也很多,束缚性也很少。


另一方面,要达成这些自由,能力却是有限的。你难以判断自己所做选择的好坏对错。判断的负担往往还得由自己承担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二、寻找自我


1.哲学的原点——寻找自我

上述讨论关乎人生的意义,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,以及“我是谁”的问题。

回答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,不在于你听从了别人,而忘掉了自己;而在于仅凭靠自己,是找不到自己的。

《自我的本质》(The Self Illusion)这本书提过一个关于“我是谁”的说法:你并不是你以为的自己,也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,而是“你以为别人眼中的自己”。

即你经常在想别人怎么想你,别人怎么看待你。你以为别人看待你的观点构成了你自己很重要的部分。


“自我”的构成,是自己的主观想法和你想象的别人对你的想法的综合的产物。

哲学或者一般的思想人文都在探索一个难题: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才更有意义?

这个问题难在没有一个确切或普遍有用的答案。即便给了你一个答案,它也是非常原则性的,你并不会觉得它对你自己有帮助。

事实上,这是一个高度情景化的问题,需要你去探索和思考。而且,它的答案经常会被否定,或者改变。

同时,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难以回答就被忘却,或者消失。它与人类如影随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
当你彻底忘掉它,不再关心它的时候,要么你变成了神明,要么你就变成了动物。


2.哲学敏感性

上世纪70年代,我9岁左右的时候,开始对一些问题有了敏感性。

有一次,我到女同桌家中作客,吃完饭后,她父母在洗碗时显得关系特别亲密(爸爸环抱着妈妈,帮她洗碗)。

我这个同学却对此做了“恶心”的评价,她认为父母在家务劳动过程中亲密的行为,破坏了劳动生产率。

而在当时,我想的是,他们的确破坏了家务劳动的生产效率,但又好像赢得了什么。

很久以后,我读到经济学家阿马蒂亚·森(Amartya Sen)关于效率的观点:我们总是特别针对某物的效率,但是一件事对于X的效率,并不等于Y的效率。

比如,没日没夜地加班,你的工作效率可能提高了,输出成果很大。但你的睡眠效率就下降了,闲暇时间对应地也变少了。


在这个工具理性主导的世界里,我们或多或少会被单一化的倾向带着走,不自觉地选择某个“效率最优”的方案。

而哲学思考却能让我们看到生活和人生目标本应有的多样性。

3.人生的多面向

人并不是只有表层的“自我”和真实的“自我”。我们非常“丰富”,有很多面向:

第一,在历史性上,人是一个时间的存在。

我们有过童年、青年,发展到现在,有不同的样貌和状态。这个过去的“我”,还是我吗?

在我们的成长中发生过的一些事件,可能具有强大的冲击力,改变了我们生活原有的模式,让生活不再在原来的延长线上发展,而是有一些裂痕或者改变,需要我们重新调整,甚至重建“自我”。


每个人都是经过这样的事件成长起来的。我们并不是一个连续的“自我”。

这个“自我”是复杂的,我们要把它整合起来。

第二,在每个时刻,人有不同面向。

柏拉图认为:人有理性、意志,还有欲望。我们每个人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,不同的欲望发生冲撞,最后做出选择。

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经历“理想主义澎湃的夜晚”和“现实主义觉醒的清晨”。

我们经常对刚过去的两个小时荒度而后悔,觉得应该怎样做才更好。我们经常在年初立下flag,但往往没去看去年flag的完成情况。

不是说放纵的“自我”更为真实,或者应该坚持自律的“自我”。


我们有繁多复杂的历史性的过往,在当下的此刻也有不同的面向——在学校,我们有师生、同学关系;在工作场合,我们有上级、同事;在家庭中,我们既是儿女、又是父母。我们有多重身份和多重面向。

那什么才是真实的“自我”呢?

4.真实的自我——“我的故事”

在各种关于“自我”的理论中,比较吸引人的是“叙事性的‘自我’”(narrative identity),你能讲出一个关于自己的相对完整的故事。


如果你忠实于自己,了解自己,你就能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。那些千变万化的过去,仍然是你的一部分。

过去的一次工作和一次恋爱,可能会在未来的不同时刻,在你身上产生不同的意义。你的故事是可以重新编辑修改的。

在某个时刻,有一段“素材”被废弃了。但后来某个时刻,你会觉得这段素材很好,就把它重新拿来编辑。


这不仅事关一个真实完整的“自我”,而且事关人生意义,以及什么是丰沛的人生,什么是幸福。

注意,这并不是主观主义的回答。当所有人都觉得你的故事没有意义的时候,你还觉得很好,很有意义,这很难做到;你还是会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,特别是那些对你重要的人。


一个有意义的故事,不仅要让你自己完全信服,至少也要让一些对你重要的人信服。

罗丹曾说:生活中不是缺少美,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。生活并不缺乏这些有意义、有价值的瞬间,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敏感性。

5.求同存异——选择与改变

人是有自主性的,否则我们就是“决定论”式的人。人的努力也是可为的,并且努力需要观念来指引。

即使现在的工作压力特别大、竞争特别激烈,现实环境还不能快速转变,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,不被这个世界的结构左右。

有一位音乐老师,曾在清华大学做音乐通识教育,一两年就离开了。

后来,他在北京郊区过极简的生活,每周教一两次钢琴课。他觉得把钢琴弹到最好,生活可以很简单。

这样极端的生活,他居然存活下来了。


这给我们一个启示:即使在现在结构性的压力下,在世界规则如此繁复的情况下,仍然有人可以践行不同的、另类的生活方式。

我们在单位、在公司、在体制里,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选择。

它肯定是困难的,首先需要得到自己的支持,也需要周围重要的伙伴对你支持。你要给自己一些信心,你还要有一个独立于现在特别主流的流行的评价模式。

这很重要。而哲学思考可以帮助你,并建立不同于主流的支配性标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三、对话——哲学的现实意义


1.选择的沉重负担

很多时候,我们都会面临各种选择,例如选择会计学的硕博连读,还是更喜爱的哲学。

你想成为什么,其实有很多束缚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:身体有残障,去当运动员就会非常为难。

虽然如此,你总是可以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。

哲学家萨特提出了自由选择和积极行动的观点,他认为:人就是自由本身,人必须做出选择,去行动,并且绝对地承担行动的后果。


我在《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介绍这个观点时也提到:你可以放弃,但要在做出选择时,建立一种对自己的支撑力,特别是在这个选择有悖于主流观点评价时。

没有正确无误的标准,这个标准必须是你建立的,也由你来判断,你有绝对的自由来判断这事是不是好的。


只是,这样的选择的负担往往非常大。

同时,你的标准判断受到了社会的影响,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决定了你,因为社会从来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。

这样的问题不在于它不是真的不可能,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清醒的判断,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在别人看来不合时宜的,甚至是不明智的选择。

2.人可以有主观性,但不能脱离社会性

当你说“我认为”的时候,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自己的意见,你的意见是社会和历史所辐射给你的。

我们所谓的“社会”,在五百多年前,可能就是一个村;在一百多年前,可能是我们所在的乡镇或者城市;在五十多年前,可能是一个国家;

而在今天,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,你现在看的书,听的音乐,看的电影,读的小说,你的信息,你的资源,都是高度复杂、多元的。


每个人从复杂多元的资讯观念当中汲取不同的部分,造就了自我的多样性。


但这不意味着我的某些想法是无中生有、独创的,没有人有办法独创一个“自我”。

所以,当说出“我以为”、“我认为”的时候,这个陈述本身已经携带了社会性的信息——虽然我是用“我”这个单数第一人称来表达的,它总是隐含着一个复数的第一人称“我们”,它是同中有异、异中有同的。


我们仍然是人类。

有人看重世界的秩序,而另外的人看重世界的自由和活跃,大家有不同的价值偏好,我们可以相互理解,还可以争论自由更重要,还是秩序更重要。


或者在何种情况下自由更重要,在什么情况下秩序要优先。例如,面对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,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秩序具有重要的优先性。

但有些人会有一些非人类的思考,他的想法不能构成社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。


在这个意义上,多元价值不意味着无穷的价值,价值仍是有限的。

有限的价值彼此是可以沟通的,虽然不认同,但可以彼此理解。有了理解之后,因为人类的生活是共同的,我们要相互做一些改变来协调。

即便大家都有自己主观的观念,人类也还是要生活在一起。

首先,要看到每个“主观”背后都有一定的共通性。

其次,当共通性揭示出来的时候,我们可以更自觉和明确地相互沟通,即使有竞争、争执,甚至有战争、冲突。

最后,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好的局面——在相互尊重、平等的基础上求同存异,这是我们的理想。

3.他心——理解他人的能力

哲学家托马斯·内格尔(Thomas Nagel)在回答“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?”(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)的问题时表示:蝙蝠没有真正的视觉,它的感知是靠声波。人类根本无法从自身的生活去推知蝙蝠的生活。

同理,我们也不能理解古代的人,不能理解非洲的人、美洲的人。最后的结论是,我们不能够理解任何一个人。

这是他心问题,在理论上非常复杂。但在生活中,实际上我们都会体会过,理解别人,或者别人理解我们的事情确实发生了。

在理论上,可能一个人不能理解一个人,而在现实生活中,这种理解却经常在发生。

哲学家伽达默尔(Gadamer)60岁时完成了著作《真理与方法》,书中提到:我们不可能站在别人的视角来考虑问题,因为你不可能成为别人,不可能真正忘掉自己正从别人的视角思考问题。


我们不能通过忘掉自己,来达到抵达对方。理解他人,恰恰要利用自己的视域。

伽达默尔认为可以建立一个“视域融合”的中间地带,它像一座桥一样,我们借助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他人的视域,慢慢从桥往他走。


虽然最终我们也不能成为对方,但是我们可以积极地调用自己的经验,理解对方的经验。

例如,我们往往不理解自己的父亲,也认为他们不理解我们。但当我们有了孩子,并学习了父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文化背景之时,可能就对父亲有所理解了。

但这样的理解还是无效的,需要一个机缘,一次事件来完成。要理解父亲,首先可以一起做一件他特别喜欢的事情,或者他向往但是没有做成的事。

很多时候,言谈是有局限性的,反而可以通过做事得到一些感受。

得到感受以后,你可能会说不同的话,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想法。这是修复双方关系,以及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路径。

4.正义与平等

现实社会中大家可能有很多不满,比如有嫉富的倾向。这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比以前更不平等了,而是因为我们对平等的要求更高了。

今天,我们的身体条件、我们的出生可能不平等,但是我们觉得人应当是平等的。


我们有了一个“应当平等”的理念,事实上也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平等,具有同等的道德尊严。

有了这个观念以后,我们对社会提出一个要求:社会如果两极分化,贫富差距特别严重时,它可能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,我们会要求社会更加公正。

以跑步比赛为例:如果我们要求每个人结果平等,由于每个人能力不一样,他们就必须在不同的起点开始跑。


你会发现不能谈所有项目的平等——你要追求终点平等,你起点就不能平等;你要起点平等,可能终点就不能平等。

平等只能是某个东西或者某一部分的平等。

衡水中学的一位同学的演讲,打动了很多人,也引起了很多争论。这个同学受到两个问题的影响:

第一,现实社会存在着一种社会阶层的差距。处在比较下层的同学,要进行社会流动,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;

第二,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来缩小这个贫富等级的差别。

现在,大家觉得社会流动变得很慢,是因为社会不再处于高速增长期,而是在一个相对缓和的周期中。

改革开放初期,因为经济上升,诞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,大家能感觉到阶层向上流动。

现在,流动变缓了。我们在这个等级差距里往上流动的时候,是不是要考虑改变流动的节奏呢?

其中存在了集体行动的悖论,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,要大家一起来做。

但当大家不再一起行动时,个人关心的只是让这个等级性的结构在那里,以及自己在等级当中能够占据的地位。

实际情况可能变成:你想占据的高位,但未必能成功;你成功了以后,你仍然会变成一个被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

古语言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。

但你会发现,穷者不能够独善其身,因为独善其身需要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。而现在富裕的人、有能力的人也不太想兼济天下了,他们必须想独善其身。

谁来兼济天下呢?


我觉得这需要一个社会,大家一起来努力。我们需要一群人,用温和与商议的方式来应对现在的不满、不公。

但是这还不够。这样的言论和说辞要和真正的社会变革配合在一起,让人看到希望和信心,才有可能让这样的意识和文化传播,令更多人信服。

否则只能造就一个充满战斗性的、报复性的励志状态。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。

最近两年,美国的国际行为,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共性和团结性,以至于没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感。

要应对这个问题,首先让我们看到、让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问题。否认,甚至取消这个问题,就永远没有解决的开始。

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做的是,让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意识:兼济天下。

无论穷还是富,这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

谢谢大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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